调整电价应根据需要“区别对待”

中国则是先有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国家政权也是在党的主导下建立的。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他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对政法体制机制的诸多改革，更突出体现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1998年宪法修改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文本。

没有法治的权威，社会既无稳定的预期，也无长治久安可言。指示全文不长，1000多字，但里面的几个核心观点颇值得关注。文件要求中央政法委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从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特别强调办案由各部门各司其职。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除了在经济、文化上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外，还应该在制度上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按照乔石的见解，理想的执政党与政法部门的关系应表现为：第一，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提高政法机关的权威。乔石作为一位承先启后的中国政法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法制思想和实践曾经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近20年民主与法制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高度，在当下中国民主法制发展的重要关口，实在大有必要充分梳理并学习乔石的重要民主法制思想。美国自立国200年来，只有40余名法官犯案。

法制的健全是权力的分散过程、制约机制的健全过程，即邓小平1978年所言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托人求情，吃个饭送个烟，对于贫困的百姓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因此，定罪权才是审判的关键，定罪权不解决好，庭审模式、质证模式、违法证据排除、律师在场权、阅卷权、会见权、调查权、被告辩护权等等的改革，都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而已。所有的行政案件拖得越久，原告多数败诉。

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 将党的所有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之内，对一些以党权损害法权的因素，不能列为禁区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文过饰非，而应该正视它，完善它。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前后突出的几个热点问题。

这是党的执政纲领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这样的定罪机制，决定了开庭是不重要的，内部反映和非审判因素影响（如权力、金钱、人情、情绪、形势需要）才是关键的。让群众、让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有一个说理并能够找到最终的公平结果的地方。在我国现在的许多反腐败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 对党内特权的允许，是当前影响公正的法治的重大消极因素。

《法官法》的立法和中国推行法官法衔制标志着这种呼声得到了立法的确认。我们立了那么多的法，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需要一个强势的法的实施机构和捍卫机构——法院。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请参阅2006年11月11日《中国网》、《北京青年报》文章《法院院长为何成腐败高危人群？》[12] 许耀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5年11月03日，近年此类观点的文章还有不少。

二是认为这种提法会以司法大众化损害司法职业化的选择。由于人权是司法权要关注的核心，因此，在司法改革中要重点关注的仍然是刑事司法的公正和效能问题。

但其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和示范作用，迄今为止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第十、他可以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性和司法公正。

第九、可以大大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当庭裁判的案件高达７０％。[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9页。除了为追求司法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外，中国今天的司法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了司法改革。要追究署名人他会拿出决定人的批示和记录意见。即首席大法官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必须高于最高警察首长的地位。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直接指令性计划指挥全国的经济运行。同时，很多有能力垄断的公司都是国有大企业。

二是明确案件开庭当天或者次日合议庭必须封闭起来立即合议并公开宣布定罪结果。对法院的基础设施保障的要求也更高，还要有一套助理法官、书记员的保障机制。

前者论者已多，后者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对新闻舆论的管理，实际上是党委的宣传部门在行使权力，但一旦管理出现失误，管理相对人根本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因为党委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导致这种权力是没有法律救济渠道的权力，以致有的党委宣传部门个别人随心所欲地侵犯新闻单位的正当合法权益，被侵权人却无处获得救济。

有罪推定的法理基础决定了职权主义的审判机制。中国人寿减持A股这样一个消息，就可以让股市一天狂泻180多点。现在这个职能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进行。司法改革，是依附于政治的。

有了这一条，所有的人为操纵就不可能起作用，司法独立公正就真正有了保障，检察机关会高度重视法庭证据的质量和庭审的指控质量，控辩平衡就能够真正实现，律师会把所有精力用在法庭上而不是庭外去搞歪门邪道，法官则会真正明确自己的责任，认真扎实地审理自己经办的案件。中国在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形势不好，邓小平、彭真等中央决策者主持组织了自1983开始的严打斗争，8月，中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将杀人、强奸、流氓集团等七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强调依法从重从快。

在北京见到了书，发现第一版中删除、第二版我想加回的若干篇有些份量的文章，最终审稿时还是没有通过。各地法院执行庭、经济庭串案窝案不断出现。

法院院长不是司法部长，不能由没有法学背景的政治家去担任。第八、可以真正体现律师的水平和敬业精神。

设立大区法院的设想，已经超出了法院自身所能够改革的范畴，只有依靠国家整体政制的改革。否则不会有法律共同的语言。内部汇报讨论定案，实质上不是民主审判定罪，而是按权力级别人治定罪。仅湖北一省，2002年至2003年6月，检察院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

政府把自己的行为也放到法律面前让法院去评判，就不会成为一切问题的矛头所向，不会陷入矛盾的漩涡。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25]同海事法院一样，中国还可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劳动争议法院、婚姻家庭法院等，把大量民事纠纷进行专门分流审理，把大量的群众信访纳人司法审判的轨道。两句话可以讲清我们现在深层的矛盾。

因此，从深层开掘一下现有司法制度的一些弊端和产生的原因，从宏观上理清一些思路，对深化下一步改革，不致走弯路，是有必要的。推行民事、行政证据制度改革与完善。